多乐捕鱼游戏攻略:

  2026年4月16日，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。身着民国学生装的青年演员们与导演陈国星一同踏上红毯。电影《恰同学少年》在本届北影节官方展映单元亮相，以“年轻化的叙事视角回望峥嵘岁月”，呈现了百年前新青年心怀家国、勇担使命的理想信念与精神风貌。

  在2023年12月26日诞辰130周年之际，本片作为纪念创作项目正式备案，开启了从剧本到银幕的旅程。从2024年10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旧址开机，到2026年春天登上北影节，导演陈国星完成了一次穿越百年的青春对话。

  《恰同学少年》的故事发生在1914年的湖南第一师范。19岁的青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免收学费的学校，在走访工农群众、研读“无字之书”的过程中逐渐觉醒，并凭借智慧兵不血刃劝降了3000余名北洋溃军，防止了长沙的一场战乱。

  “有关主管部门推荐我执导，但我感觉自己艺术修养不够、历史储备不够，没敢接。”谈及接拍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契机，陈国星直言不讳。他曾多次婉拒，直到制片人强行加他微信，希望他再考虑。那段时间，他翻阅史料，被一段师生情谊深深打动——青年与黎锦熙先生的交往。从一师求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黎锦熙始终珍藏着两人往来的书信。陈国星说，信中青年的志向、才思与深厚古文功底跃然纸上，“那个心怀天下的热血青年，不再是模糊的形象，变得真切可感。”

  但接下这个任务，陈国星面临的最大挑战只有两个字：“分寸”。“你把润之（青年）拍得太‘接地气’，拍成个普通热血青年，观众会觉得失真；可你要是还端着架子，拍得跟教科书似的，那跟以前的片子有啥不一样的区别？”他跟编剧团队反复磨的就是这个“度”。最终他找到的方法论是：不是在拍一个“伟人变凡人”的降格戏，而是在拍一个“凡人里长出伟人”的生长戏。

  “创作是从生活中来的，讲好故事的重点是观察生活和把握细节，直奔主题是创作的大忌。”陈国星多年执导的原则，在这部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从一接这个题材，就一直在找寻不同时代年轻人的共同点：“不同时代年轻人面临的问题不一样，但他们的求学、接受教育，未来找工作、成家立业——这些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，实际上没有区别。给今天的观众架起一座桥梁，让他们都觉得看过去的故事，其实回答了我今天的困顿。”

  “青年从韶山冲到长沙上学，跟今天很多人不远万里到大城市求学是一样的。他家里比较穷，能考上第一师范，首先是因为学校不交学费——学杂费、饭费全免。”陈国星把这一些细节都拍了出来：他刷牙用青盐因为买不起牙粉，吃饭搜刮铁盆里的剩菜因为粮票紧张。“这一些细节一出来，人物就‘落’到地上了，观众立刻就懂了：原来那个指点江山的人，年轻时也为一日三餐发过愁。但青年的窘迫里，又藏着一股子‘心忧天下’的劲儿。”

  为了呈现真实的青春群像，陈国星写了学生当中的“左中右”。不是所有人都跟着青年反对当时的制度和规章。

  学校免费，条件很好，所以有人站在学校立场，不同意，甚至把他们的火把烧掉。在陈国星看来，不一样的颜色的人凑在一起，才叫青春群像。

  陈国星还大胆运用“小事不拘”的创作手法来激活历史。他虚构了一个情节：一个外国传教士带了一部一战纪录片给学生们看。这个情节起初所有人都反对，但陈国星坚定地觉得自身拍这场戏的出发点是为了写青年的觉醒。于是，他拿出历史依据：长沙当时有外国牧师放西洋影像，理论上是可以的，最终说服了团队，并经多方论证与合规评估后得以保留。这场戏让青年看到了彼时的中国和世界，打开了眼界，并串联后面签订卖国“二十一条”的情节。“我一下子把学生为何需要爱国的问题讲清楚了，而不是概念性的。”陈国星解释道。

  另一个重要突破，是“毛润之在长沙陪母亲看病”这条线索。与母亲关系极好，母亲去世后他曾写下感人至深的悼词。的母亲是一个普通农家妇女，但是很有智慧。陈国星拍了几个安静的细节：母亲躺在病床上，润之一勺一勺地喂汤，吹凉了再送到嘴边；母亲在病房里看着那些剪着短发、穿着学生装的女孩，喃喃地问“原来女孩子还能长成这个样子啊”；以及母子的拥抱，母亲端详着儿子，希望儿子未来可以出人头地——这在以往的领袖题材影视作品里是头一回出现。陈国星跟演员说：“你们不是在演伟人的母亲和伟人的儿子，你们就是在演一对母子。”

  半虚构人物“易永福”的故事线，则是影片中一抹沉重的亮色。陈国星创作了一个渴望过平凡安稳生活的普通学生，最终在旧制度下绝望而亡。陈国星说：“他的死，是润之从‘教育救国’思考转向更彻底寻求‘革命’道路的一个情感催化剂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抽象的口号，它背后是千千万万个‘易永福’被碾碎的人生。”

  在陈国星看来，电影创作的艺术突破与历史敬畏并不矛盾，恰恰是在严守“大事不虚”的前提下，通过有温度的细节设计，让历史人物从符号变成可感的人。

  1956年出生于北京的陈国星，当过火车司炉、副司机。1978年，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命运从此拐弯。在入学第二年，他的兴趣就转向了导演，开始自学导演课程并创作电影剧本。1982年毕业后，他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，给资深导演水华、钱江做过场记和助理导演。

  1987年，陈国星独立执导了第一部电影《山魂霹雳》，获得广电部电影局的表扬及铁道部的特殊表彰。此后，他的履历驳杂而丰富：1992年执导的喜剧片《离婚大战》成为当年十大最卖座影片之一；1994年的《一家两制》获得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；1995年的《孔繁森》让他一举拿下第16届金鸡奖特别奖、第二届华表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故事片奖；1998年的《横空出世》，这部讲述中国第一颗研制历程的电影，最终为他赢得了第20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故事片奖；2022年与拉华加联合执导的《回西藏》获得第36届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。

  从《孔繁森》到《横空出世》，从《》到《登黄山》，陈国星几乎包揽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主旋律人物传记片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，他同时也拍过《爱情傻瓜》《编外丈夫》《临时爸爸》这样的都市喜剧，类型跨度惊人。在被问及为什么从始至终保持着突破自我的动力时，陈国星说出了“紧迫感”三个字。

  “我在考进北京电影学院之前，是开蒸汽火车的工人。我经历过从蒸汽机时代到内燃机、电气化、信息时代，现在又到了 AI 时代。”他至今仍记得20岁开蒸汽火车的场景：车速最快也就跑到八九十公里，干线公里就风驰电掣了。后来拍外景坐火车，剧组人都睡了，他一个人听着轨道接缝的声音——“哒哒哒，那是我的肌肉记忆，我一听这个声音就开始上班了。”

  在AI慢慢的开始介入电影制作的时代，陈国星坦承自己做了“妥协”——旁白多了，留白少了，节奏快了。但有些事他绝不妥协。“关注人物命运，实现与观众的共情”，是陈国星多年执导影片的原则。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这一点。他鼓励青年创作者“要以锐气打破创作定式，看似不够完美的提案背后，有时也暗藏突破的可能”。陈国星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梦想：让电影“走出去”。他说希望能有更多电影进行国际交流，让弘扬真善美和正能量的片子“走出去，别束缚在票房里”。

  这位从蒸汽机车司炉一路走到金鸡奖最佳导演的资深电影人，从影四十年，见证了中国电影从宏大叙事走向多元表达的完整历程。而他的镜头，始终对准那些在历史缝隙中寻找光亮的人，无论他们是戈壁滩上的科学家、青藏高原上的干部，还是一百年前湖南一师校园里那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。

  Q您在创作中一直强调“关注人物命运，实现与观众的共情”。在《恰同学少年》这样一部宏大的革命历史题材中，怎么样找到那个让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，能够产生共情的切入点？

  A我一直觉得，不管是宏大的革命历史题材，还是小众的情感题材，“共情”的核心都是“以人为本”——你得让观众看到“人”，而不是看到“题材”。《恰同学少年》虽然是宏大的革命历史题材，但我们的共情切入点，全是“小情绪”“小细节”。

  比如，我们拍青年被老师打低分后的委屈，这是每个上过学的人都有过的经历，观众看到这个地方，会会心一笑，会想起自己上学时被老师批评的样子，这种共鸣是自然而然的；我们拍他和同学们为了理想争得面红耳赤，这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过的热血与执着，不管是百年前还是今天，年轻人为了信念去争辩、去坚持的样子，从来都是一样的；我们拍他面对母亲生病时的无力，这是任何一个人都能体会到的亲情羁绊，这种朴素的情感，跨越了时代，也跨越了身份。

  对年轻观众来说，他们不需要被灌输历史知识，不需要被说教“要向伟人学习”，他们要的是“共情”——让他们都觉得，百年前的那群少年，和今天的自己一样，有迷茫、有困惑、有热血、有梦想。当他们能从这些少年身上，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感受到相同的情感，共情就产生了。

  首先，都有理想与担当，心怀家国。当年青年和蔡和森等同学，在国家危亡、军阀混战、民族受辱的年代，立下“以天下为己任”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的宏大志向。面对屈辱的“二十一条”，毛写下：“五月七日，民国奇耻；何以报仇？在我学子！”今天的年轻人同样有爱国心、责任感、时代使命感——从科技攻关、乡村振兴到抗疫、航天、国防，青年一代同样在为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而奋斗。青春的底色都是：爱国、向上、有理想。

  其次，都刻苦求知、追求真理。青年在一师手不释卷、深度思考、做大量批注，不只读“有字之书”，更读社会这本“无字之书”：利用假期“游学”，走遍湖南乡村，了解农民疾苦、社会实情。今天年轻人同样勤奋学习、终身学习、重视实践，在信息爆炸中求真知、在实践中长本领。对知识的渴望、对真理的追求，是青年永恒的共同点。

  再次，都重友情、讲志同道合。青年和同学约定“三不谈”：不谈金钱、不谈男女、不谈琐事，只谈国家、社会、人类、宇宙；组织新民学会，一群人自筹资金互相砥砺、写文章发传单，共同探索救国道路。今天年轻人同样重视真诚友谊、团队协作、同频共振，一起创业、做项目、做公益，为理想并肩。青春都需要同伴、需要精神共鸣。

  最后，都有朝气、敢奋斗、不怕困难。当年他们家境普通、条件艰苦，却自信豪迈、意志顽强：洗冷水澡、风雨登山、闹市读书练定力，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水击三千里”。今天年轻人同样面对学业、就业、生活上的压力，但依然敢闯敢拼、不轻易认输，在各自岗位上奋斗、坚持、成长。青春的力量，永远是奋斗。

  创作者要真诚。现在的青春片市场，充斥着太多悬浮的、甜腻的、脱离现实的“伪青春”，观众早就看腻了。真正的青春，有甜蜜，更有苦涩；有梦想，更有幻灭；有友情，更有背叛。它应该是复杂、立体、充满生命力的。

  想象空间就在于“真实”二字。只要你能拍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困境、喜悦、迷茫和希望，而不是用套路去消费他们的情感，青春题材永远有市场。它可以是私人叙事，也可以是《恰同学少年》这样的历史回响，关键是要有“人”，有真情实感。

  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上，还缺一种“有重量的青春片”。不是说一定要沉重，而是说——青春不只有荷尔蒙，还有思考、有挣扎、有选择。《恰同学少年》里的年轻人，他们在最美好的年华里思考的是“中国向何处去”，这种青春是有重量的，也是有光芒的。今天的年轻人未必都要去想国家大事，但他们一定在想“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”——这就是青春片可以挖掘的金矿。

  Q在当下，要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影院确实越来越难。您怎么样看待短视频、短剧对传统电影的冲击？您认为什么样的电影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愿意买单？传统电影人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股潮流？

  A冲击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我不认为这是洪水猛兽。短视频和短剧满足的是碎片化、即时性的娱乐需求，而电影提供的是沉浸式、系统性的审美体验，它们是不同的物种。短视频、短剧和电影，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，就像小吃和正餐的关系——你不能因为街边的烤串火了，就说饭店要关门了。

  但有一点必须承认：观众的注意力确实被分散了。以前观众走进影院，是带着“我准备花两个小时好好看个故事”的心态来的；现在很多人刷短视频刷习惯了，三秒没抓住他，他就划走了。这对电影创作者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。

  我的态度是：不焦虑，但要警醒。不焦虑，是因为我相信电影有短视频替代不了的东西——那种沉浸式的体验，在黑暗的影厅里，被一个故事完整地包裹两个小时，这种感受是刷手机永远给不了的。但要警醒，是因为观众的审美和耐心确实在变，咱们不可以假装一切都没变。

  什么样的电影能让年轻人愿意买单？我觉得是“有真东西”的电影。所谓“真东西”，就是那些你在短视频里看不到的东西——真实的表演、精心设计的视听语言、一个值得你花两个小时去沉浸的故事。《恰同学少年》里有一场戏，润之喂母亲喝汤，镜头慢慢走，不急，母亲不看汤，就看着儿子的脸——这种安静的力量，是短视频给不了的。

  作为传统电影人，我们该拥抱技术，但坚守艺术。能学习短视频的传播技巧，但不能丢掉电影的叙事内核。我们的态度应该是：用更扎实的故事、更精良的制作、更真诚的情感，去证明“慢下来”的价值。让观众相信，花两个小时坐在黑暗里，是值得的。

  Q您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：“拍诚实的电影，是一种生活态度。”在您看来，什么叫“诚实的电影”？在创作中，诚实意味着什么？

  A“诚实的电影”，首先是对自己的诚实。你相信什么，你就拍什么。不要为了迎合市场或某种潮流，去拍你自己都不信的东西。其次，是对人物的诚实。无论角色大小、正邪，都要把他当作一个“人”来对待，展现他复杂、立体的一面，不是简单的符号。最后，是对观众的诚实。别妄图用廉价的煽情或虚假的高潮去欺骗观众的眼泪或掌声。

  在创作中，“诚实”意味着敢于袒露自己的脆弱，敢于触碰那些不那么“正确”但真实存在的人性角落，敢于在宏大叙事中保留那些看似“无用”但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。就像我们在《恰同学少年》里坚持拍润之喂母亲喝汤、拍他因为作文被打零分而郁闷，这些“诚实”的瞬间，反而让后面的伟大抉择有了根基。

  所以我说，“拍诚实的电影，是一种生活态度。”它不只是一个创作方法，而是一种做人的方式。你在生活中是个诚实的人，拍电影自然就诚实了。

  Q中国电影市场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您从胶片时代一路走到数字时代，从影院时代走到流媒体时代。您觉得今天的电影创作环境和您入行时相比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最大的不变是什么？

  A最大的变化，是技术和媒介。以前我们拍一条镜头要精打细算，因为胶片很贵；现在数字技术给了我们更大的试错空间。以前电影只有影院一个出口，现在流媒体、短视频平台分流了大量观众。信息的获取、传播和反馈，都变得前所未有的快。

  但最大的不变，是“讲故事”的核心。无论载体怎么变，观众对一个好故事的渴望从未改变。人心深处对情感共鸣、对思想启迪、对审美享受的需求，是永恒的。技术只是工具，故事才是灵魂。只要我们还能讲出动人的故事，电影就永远都不可能消亡。

  我拍《横空出世》的时候，用的是胶片；拍《恰同学少年》的时候，用的是数字。技术变了，但我往摄影机后面一站，面对一群演员，心里想的还是同一件事：怎么把这一个故事讲好，怎么让银幕上的人活过来。这个本能，没变。

  Q您从影近四十年，拿遍了金鸡奖、华表奖、飞天奖等国家级奖项。但您依然保持着每天观影拉片的习惯，保持着创作热情。这份热爱和坚持的动力是什么？

  A动力就是单纯地喜欢看电影、喜欢讲故事。奖项是外界的认可，但内心的驱动力，永远是对电影这门艺术本身的痴迷。每天拉片，就像是在跟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对话，总能学到新东西，发现新可能。这种学习的乐趣，和创作的快感，是任何奖项都无法替代的。

  另外，我觉得电影人永远要保持一种“学生心态”。世界在变，观众在变，咱们不可以躺在功劳簿上。只有不断学习，不断观察，才能拍出跟得上时代、打动人心的作品。这份热爱，说到底，就是对这样一个世界永远保有的好奇心和表达欲。